记忆中的开鲁镇

五十余年前的开鲁镇，宛如一颗静谧而祥和的明珠，作为县城的所在地，散发着独有的宁静气息。以前县城四周环绕着的城墙，在解放之后被推倒了。于是在县城周边，便形成了高出地面两米有余的“口”字形道路。尽管城墙已然化身成路，但人们依旧沿用“城墙”这一旧称。当提及具体方位时，会添上“南城墙”“北城墙”等表述，以此精准确定位置。

伪满时期的开鲁县城墙（网络图片）

一条自通辽方向蜿蜒而来的柏油路（303国道），宛如一条黑色的丝带，穿过县城，朝着天山（阿鲁科尔沁旗政府所在地）的方向伸展而去。孩提时代，我时常凝视着这条向西延展的柏油路，心中不禁遐想，那天山究竟在多远的地方。

城内另有一条呈L型的柏油路，它先由南向北，继而折向西方延伸，直至县委大院西墙处终结。道路再往西、即便是公安局、法院的门前，也都是尘土飞扬的土路。在县城这两条柏油路的两侧，汇聚着县城主要的商业场所与机关单位，它们宛如一颗颗璀璨的星辰，点缀着开鲁这座宁静的小城。

那时候，县城里有两家百货商店。百货一商店位于十字路口西北侧，里面的柜台是环绕墙壁摆开的。百货二商店位于城东柏油路的北侧，里面的柜台在环绕墙壁摆放的同时，商场中间还有几组柜台。二百货商店的对面是土产商店，里面很宽大，冬天会摆上两个汽油桶那么大的火炉，用来取暖。县城西边路南，还有一个供销社商店。副食品商店最早有两家，一个是位于十字路口东侧路北的中心副食品商店。一个是十字路口北路东，挨着县委招待所的北副食品商店。后来又在法院的西侧，又建了一个副食品商店。

城里的商店营业时间与机关、工厂上下班时间相一致。但北副食品商店，在晚上会有一个小窗口开着，值班的售货员，会售卖一些常用的副食品。最早尝试延长营业时间的，是中心副食品商店。这家商店将营业时间，延迟到晚上八点才结束。遇到停电，售货员会点上好多根蜡烛，在摇曳的烛光下坚持营业。

十字路口南侧路东的大食堂，是城里两家饭店之一，城西路南还有一家胜利饭店。大食堂的肉包子很香，咬一口嘴角会流出油汤来。包子的肉馅，就像一个小肥猪卧在里面一样。

百货一商店往西是新华书店和照相馆。照相馆照出来的照片，都有“工农兵开鲁县照相馆”落款。新华书店门口有一位配钥匙的老人，脖子上挂着副断了腿，又用白色胶布包裹起来的老花镜。用来配钥匙的凳子上，有一张用塑料包裹的公安局备案证明。往西有镇政府，对面是开鲁鞋帽社，这里生产的棉帽和鞋，当时在北京百货大楼都有的卖。

再过去一条路，分布着运输公司和客运站。这两个单位，都有着高高的围墙。往南有农机公司，还有个粮站。

县城大街小巷里，经常有三三两两的手艺人挑着担子出没。口中用长调吆喝着“磨——剪子来——镪——菜刀——”，他们还会焗缸焗盆焗碗，坏了的锅碗瓢盆都能修补好。

冬天时，县城里会有人挎着柳树筐，沿街捡拾家禽拉的粪便。然后方方正正地摆放在墙角，再浇上一层水冰冻起来，等着城外生产队的人上门量方收购。

县委大院

那个年代，县委大院基本是自由出入，门口只设立一个收发室。有个老大爷负责报刊书信、来客登记这些事务，还要负责烧开水炉，以保障县委大院里工作人员有开水喝。这种情况好像一直持续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此后老百姓就不能随便出入政府机关了。

县委大院大门（网络图片）

县委大院里，整齐排列着几排红砖红瓦的房子，每个门口左上角悬挂着的木牌子，上面标有诸如“组织部”、“宣传部”字样的文字。大院里小路的两旁，生长着一排整齐、笔直的白杨树。每排办公室的前面，还建有花坛。一到夏天，花坛里面带刺的枝头上，就开满了姹紫嫣红的玫瑰花。里面靠墙处，有棵开小黄花能结椭圆形小果子的树。到了秋天，灰色的小果实就变成了灰黄色，上面还分布有小点点，我们叫它沙枣。

文革中，县委变成了“革委会”。

大院门前的柏油路，两边也生长着十几米高白杨树。夏日里，茂密的树叶将柏油路面，遮盖的严严密密，宛如一条凉爽的绿色走廊。有一位参加过红军的老人，名叫“陶克涛（音）”的，在他身体好的时候，会拄着拐杖在树荫下巡视，不让一些孩子们爬树掰树枝。

县委大院门口正对面是武装部，武装部的梁部长是抗日时期的老干部。他身材消瘦，据说与打仗负伤有关。他一身草绿色军装，在红五星、红领章衬托下，面容更显严肃。我读书时，听过梁部长以校外辅导员身份，给我们讲述革命故事。

小时候，偶尔会跟着哥哥以扫树叶为名，去县委大院，翻窗户钻进尘封着的图书室，寻找自己能够看懂的书籍、画报。1960年代时期开展的“文化大革命”运动，使这个图书室早已闭门，也无人管理。所以我在几岁的年龄时，就在县委大院那个封闭且到处充满灰尘的图书室，接触了许许多多的各色书刊。还看到有房间一面墙壁那么大的各种巨幅地图。

那些竖排繁体字的书籍，对我这个大字不识几个的孩童来讲，简直就是天书。还是让我在朦朦胧胧的年纪，就翻看了许多中外名著。

与县委大院一路之隔的是监狱。我去民主小学上学时，有一段路就是在上面拉着铁丝网的监狱高墙下走过。遇到监狱犯人放风时，隔墙会传来哗啦哗啦的金属脚镣声。

县城里的学校

那时候，县城里有四所小学，名字分别冠以“解放、胜利、和平、民主”，正好与新中国成立时的政治氛围相符合。中学有一中、二中，后来又成立了三中。一中有个大礼堂，偶尔会放场电影。与电影院一样，也是先放映《新闻简报》，再放故事片。

下乡参加劳动、军训的女中学生。

当年中、小学校每学年都会组织学生，去农村参加集体劳动。有些高年级的学生会由老师带队，在老乡家住上几天。农忙时，机关、工厂、部队也会组织人员，集体去郊区人民公社参加劳动。

民主小学的校园里，生长着好几棵树干很粗的大柳树，巨大的树冠相连着，形成了一大片树荫。有一些头上扎着两条小辫子的小姑娘，就在树荫下跳橡皮筋。大柳树下有座像庙一样的建筑物，是老师和校长的办公室。进去后，左右两边各有一个大办公室，都摆满了老师的办公桌，上面摆放着一沓沓的作业本，墙壁上挂着各样的教具。出来进去要侧着身体，才能通过。王校长办公室在东边，是一个很小的房间，里面可能都呆不下五个人。

读小学那会儿，加入的是“红小兵”。标志是在衣袖上，佩戴了一个红色塑料制作的菱形臂章，上面印着金黄色的“红小兵”三个字。到了四年级的时候，学校恢复了少先队，“红小兵”改戴红领巾。想要加入少先队，需要写入队申请书的。经过批准，才能成为少先队员，然后才有资格佩戴红领巾。

难忘昔日老师、同学的音容笑貌。

当年的小学毕业合影照，与现在毕业合影最大的不同之处，就是我们那时候的毕业合影上，有驻校“工宣队”工人师傅的身影。上面这张照片，里面就有两位工宣队员，分别是第二排右数第四位、第七位。

到了初中，有“红卫兵”组织。也需要写申请书经过批准后，才能在衣袖上佩戴一块红色的布料、印有“红卫兵”三个字的袖标。这个袖标没戴多久，就恢复了共青团组织。学校的大喇叭也开始播放李光羲唱的《祝酒歌》等流行歌曲。

公安局

县委门前的路往西几百米，路的左侧是公安局大院，这里也是我们一众小伙伴玩耍的地方。公安局大院里那些头戴白色大檐帽、佩戴着国徽、红领章，身穿上白下蓝警服的警察们，对我们这群随随便便出入公安局大院的小家伙，也不管不问，任凭我们在办公室后面的空地上玩耍。

小伙伴再相聚

公安局长是一个小伙伴的爸爸，有时候玩渴了，我们会溜到局长办公室找水喝。会客室里摆放着一个用蜡做的“毛主席韶山故居”立体模型，用玻璃罩保护着。这个模型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，也让我家里存放的蜡烛少了好几根。

那时候的开鲁县公安局，仅有一辆北京212吉普车，还有两、三辆长江三轮摩托车。但让我们兴趣最大的地方，还是公安局的“马号”。这里饲养着几匹马，有马拉的大车，还有堆积如山的麦草。这些都成了当年小伙伴们玩耍的“游乐场”，我们有时候会与马一起分食豆饼。

豆饼是豆子提取油脂后的副产品，用来喂家禽和动物。这里说到豆饼，就想起了当时吃过的蓖麻子油。那种看上去有点淡绿色的蓖麻子油，食用前一定要将油炸开，方法就是将油锅烧热，然后加一点水。不然的话，人吃了会上吐下泻，感觉都不给提裤子的机会。

公安局有个警察是天津知青，能写一手的好字。公安局外面墙壁上字体有一米多高的宣传标语，就是他写的。他先是将粉笔绑在一个细竹竿的一端，举起来在青砖墙上勾画出“工业学大庆”、“农业学大寨”、“全县人民团结起来，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”等内容的字框，然后再用挺大的排笔，沾着白色的涂料，站在梯子上勾画成醒目的大字。看到他写宣传标语的场景后，回到家里，我也在小黑板上有模有样的学写起来。

公安局对面是法院、监狱和消防中队。三十几个消防兵，守着两台红色的解放牌消防车。里面有个消防战士，名字叫“尤克”（音），他打一手的好篮球。在没有这个消防中队前，位于县城十字路口东南侧的“大食堂”着火了。一个地方司机，开着刚刚配置来的消防车到达了现场，却不会操作。火灾面前，消防车喷不出水来。人们面对燃烧不熄的大火，束手无策，只能向通辽、天山消防队寻求支援。一时间，路边电杆上的电话线路，都发出嗡嗡的响声来。

人民广场与电影院

那时候的开鲁县城里，人们业余娱乐活动很少。人民广场旁边的篮球场，每年都会成为机关、工厂组织的篮球比赛场地，这些赛事都是在晚上进行的。晚上一有篮球比赛，场地便灯火辉煌，显得有些人山人海。裁判的口哨声、围观群众助威呐喊声此起彼伏，那场面堪比现在的“苏超”，好不热闹。

人民广场还经常放映露天电影，银幕挂在广场一端的舞台建筑物上。在人民广场这个舞台上，几乎进行过县里所有的公开重大活动：文艺演出、公审大会、毛主席追悼会、粉碎“四人帮”庆祝大会、后来的“严打”等等活动，都是在这里举行的。

广场上的这个舞台，是开放式的建筑物，前面舞台是木地板。平时不用时，有些人会跑到后面的准备间，随地大小便。以致每到有活动时，都要对这里清理一番，再铺上一层土压实。

人民广场被周围的树木围绕着。里面一排相对低矮的树枝上，生长着一束束象小刀片一样的东西，人们叫它“小刀树”。

电影院一到晚上便热闹起来，门前还有人叫卖葵花籽、山楂糖葫芦。葵花籽根据茶碗的大小，售价一般都是五分钱、一毛钱的那种，糖葫芦二、三毛钱一串。对这种行为，也没人出面制止或没收。还有大妈推着由棉被包裹着的白色箱子，上面写着红色的“冰棍”两个字的小车，大约15厘米长的圆柱形冰棍，三分钱一根。

开鲁县电影院

电影院的门上方，有“开鲁人民俱乐部”七个浮雕字，上方长年累月被一排红底黄字宣传标语遮挡着。我当年有些好奇，这标语后面究竟有什么，值得如此遮掩。直到1978年的一天，才看到不再遮挡的电影院全貌。原来那一直被掩盖的，是一个飞翔中叼着松枝的和平鸽浮雕。

开鲁县医院

县医院在县城的东北方向。门诊是沿街一排倒“T”形平房，东边的一排房子是妇幼保健站。

医院的南面，有三、四排红瓦房，人们称它“干部大院”。这里是县城当时居住条件最好的住宅区（那时候还没有“小区”这个名称），医院里一些职工也住在这里。

1950年代，开鲁县医务人员的工作服装。

住院部在院里一座“王”字形的红砖墙、红瓦顶平房里。后来的门诊楼，就建在这两处建筑物中间。院子西北角有一幢独立的小瓦房，是医院的太平间。

1966年，开鲁县医院部分医务人员的合影。

县城里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楼房，是1978年建的县医院三层门诊楼。当年为建这座楼，工程上费了很大的劲。主要是当时开鲁县域内地下水位高，挖个几十厘米左右就见水，越往下挖水量越大，还会出现塌方情况。那个时候还没有打桩机，盖房子的地基要靠人工挖。而一挖地基就出水，也成了不能盖楼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那时候就连柏油公路，也经常会出现翻浆现象。而且在当时，还是个解决不了的老大难问题。

照片的背景是开鲁县医院住院部

医院开水房的孙大爷，种了几排好像是丁香树的植物，让夏天里的医院一角，充满了清香的味道。他还种了两棵沙果树，待果子熟透了的时候，孙大爷便摘下来，送到医院各科室，让大家品尝。水房里有个压水井，医院的饮用水就靠它从地下抽压出来。这压水井出来的水，清澈且微甜，住在附近的医院职工，也常常到这里打水带回家饮用。

县医院食堂的白面馒头很好吃。食堂的厨师孙师傅，将一个个面团在面板上反复揉着，这样蒸出来的馒头是一层一层的，很有嚼头。将孙师傅炒出来的芥菜咸菜丝，夹在馒头中间，咬上一口感觉好香。

1973年县医院下乡工作组

那个年代的开鲁县人民医院，还有下乡出诊业务。经常半夜三更接到要求派医务人员、去数十里外的乡镇，抢救患者的求救电话。每当这时，值班的更夫便会在深夜中，打着手电筒，去当值的医护人员家里一边用力敲门，一边大声喊着某大夫有出诊。半夜三更里那晃动的手电筒光束、咣咣的敲门声和喊叫声，给我留下了心理阴影。

门诊墙上张贴着“细心诊断，认真治疗”的标语。

县医院只有一辆救护车，遇到故障时，出诊的医生只能搭乘大、小拖拉机、毛驴或者马拉的车，前去救人。遇到急性阑尾炎穿孔、难产急需剖腹等这些手术，往往就在当地人民公社的卫生所、甚至社员家里进行。遇到患者需要输血，父老乡亲会挽起衣袖化验血型。有时候遇到患者血型特殊，现场医生中又有符合其血型的，也会献血，然后继续抢救病人。待合格的鲜血输入患者的血管里时，这些血液还是热乎乎的。这些事，现在想都不敢想，但在那个年代，确确实实的真实发生过。

开鲁县医院部分医务人员的合影

那些穿着白大褂、常常逗我玩的叔叔阿姨，后来许多人成为通辽地区著名的医疗专家。我现在还记得他们的名字:黄树楷、佟庆国、杨树林、张悦恩、李广连、王树奎等。其中李广连医生在1970年代末就去世了，他曾经是四野部队的军医，1955年授过军衔的。他的夫人是海南文昌人，后来跟着丈夫转业到几千公里外的塞外—开鲁县医院工作。她一直都在思念着家乡，也不知道她退休后，是否回到了海南岛故乡没有。

1974年，县医院部分医护人员合影。

还有江苏无锡人凌梅珍医生，她的丈夫是军人，每年假期会来开鲁与妻子相聚。在那个年月里，让凌医生头疼的是饮食，她吃不惯北方的粗粮。能吃上大米饭，是让凌医生很开心的一件事。后来，凌医生调回无锡工作，从此再无她的音信。几十年后，每当我去无锡，望着街头摩肩擦踵的行人，还会想起眼前的人群中，或许会有凌医生已经年迈的身影。

1966年开鲁县中医院医务人员的合影

县城里还有一所中医院，位于县城的南边，人们又叫“南医院”。里面留着白胡子的老中医，看病很厉害，往往是患者还没有诉说完自己的状况，药方就已经开好了。

1966年开鲁县中医院医务人员的合影

记得一次妈妈带我去那里，遇到医院药房在做“山楂丸”，一位阿姨掰了一块山楂泥给我，结果吃的我口水流了好久。这让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明白，健胃消食的东西吃多了，也起副作用。

城里的“知青”

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”、“广阔天地，大有作为”是当年最响亮的号召。开始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用激昂的声音，播放着这一消息。很快就有一大批北京、天津的初、高中学生，充满激情地来到了开鲁县域。待我能够接触到他们时，已是他们来到开鲁下乡几年后了。

知青集体户合影

1970年代末的一年夏天，县里召开先进知识青年代表大会。街道居委会要求有条件的居民，将家里空闲的房间，提供给参加大会的知青代表短暂住宿。我家住进了四个姐姐，她们白天开会，晚上才回来。她们会利用这段时间，一边洗漱，一边与我聊天。这是我初次接触外地来的知青。

后来，城里的商店里，也陆续出现了知青售货员。我还记得在北副食商店门口，一个长有络腮胡子的高个小伙子，身穿蓝色的大褂，手里拿着一个鸡毛掸子，在商店门口用一口的天津话吆喝着卖食盐。那时，食盐已经不再需要票证了。接着，学校里也有了知青老师。我惊奇的发现，那个售货员也来到我们学校当老师了。他们教授我们数学、物理和化学课。

县医院里也有几个来自北京、天津的年轻医生，都曾经是下乡知青。有个天津的范丽丽（音）医生，探亲休假回来，送我一些糖果、麻糖，让我开心了好几天。

北京来的范用耀医生，看见我做的电池供电的小风扇，欣喜地说他自己小时候也喜欢动手制作这些，还说他那时候经常在少年宫做航模。他还将自己保存的一个直流小电动机送给我，说他已经保存很多年了。在他宿舍，他还将北京带来的果脯给我吃。范医生送我的这个小电动机，给我的童年、少年时代，注入了许多快乐与探索，我也保存了它很多年。我到新华书店买来《少年科技制作》等书籍，尝试着做复杂一点的“玩具”。后来，我用这个小电动机做了一艘放入水泡子里，就能自己前行的小轮船。我还用泡沫板、胶合板、硬纸板、橡皮筋，做了能够飞起来的航模，带到人民广场去放飞。这些充满乐趣的往事，让我当年的小伙伴，在几十年后还津津乐道。

北京知青赵香菊

我还结识一位1968年到东来公社插队的北京知青，名字叫赵香菊。她可算是一位践行“扎根农村干革命”号召的典范，她在工农大队二队务农，直到按政策分配到东来供销社工作。退休后到县城买房定居。1985年10月，我曾经去过赵香菊大姐的北京妈妈家，在朝阳区一个四合院里，见过她的母亲和弟弟，听过老人家讲述对女儿思念的话语。可惜赵香菊大姐前些年，因病去世了。

这些知青医生和老师，现在都已经七十多岁了。昔日他们在开鲁那段战天斗地、敢叫日月换新天的青春岁月，一定会成为他们内心中的酸甜苦辣、又有些温馨感觉的刻骨难忘回忆。

祝他们健康、快乐！

有线广播

有线广播是那个年月，家家户户的标配。它安装也很简单，县城上空分布着一条条金属线，通到各家各户。将一个喇叭连的一端接上这根广播线，喇叭另一端连线插入地下，这样每到广播时间，喇叭就会响起来。它天天播放着“新闻和报纸摘要”，也听过时任团委书记从北京发来的电报，向全县人民报告“华主席接见出席全国团代会代表”并与之握手的新闻。有段时间，还听过广播站自己录制的广播小说《隋唐演义》。

二中刘校长及老师与学生合影

我家院子中间就有一根广播电线杆，它成了我童年时代的特殊“玩具”。我将两面红领巾对着缝起来，用黄色油漆画上五角星，做成五星红旗。然将这面自做的国旗，升到电线杆顶端。我现在脑际中，还能遐想出这样的画面：一个小男孩，在自家的小院中，仰望着电线杆上亲手升起的、自己做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。

北城墙外的小辽河闸门

在1970年代间，北城墙外西北角有座闸门，一条辽河的分支从这里淌过。每次来水，许多小孩子们便跑到这里下河玩水。每年一到夏季，待小辽河有水过来，家长和老师都是千叮咛、万嘱咐的告诉孩子们，千万不要去河里玩水！因为隔个二、三年，在水流湍急的时候，就会有小生命被吞灭。我曾经在县医院太平间里，目睹过兼任县公安局法医的李春孺医生，给溺水身亡的小孩儿做尸检的场面。

北城墙下的小树丛中，在湿润的沙土地上，偶尔还能看到被丢弃的死婴，面色或苍白或腊黄。我还记得一只苍蝇，在如同睡着了的婴儿嘴角爬动的画面。

县城里的“名人”

在上个世纪下叶的十几年里，县城里有几个人尽皆知的“名人”。但县城里绝大多数人，都不知道这几个人的真实名字叫啥。这几个“名人”是：李大头、刘疯子、缺胳膊。

李大头是女的，走路时双臂抱着头，凌乱的头发随风飘舞，她每走上三步，就会跺一下脚，同时口中发出哼的声音来。刘疯子有着瘦高的身材，外表看起来很凶的样子。他经常眯着眼睛扫视着围观的小孩。缺胳膊个头也挺高，据说以前是城郊蔬菜生产队的会计，因为轧草时一只手臂被轧草机轧掉了，人也就崩溃了。平日里，他大部分时间坐在墙角边晒太阳，将头埋在蜷起的双腿上睡觉。但仔细观察，发现他会悄悄地调整脑袋角度，偷偷的看着来往的行人，穿的衣服也显得干净一些。有人说他装疯卖傻，根本就是装的。还有一个疯子也是女的，经常看见她自言自语地骂骂咧咧，但也听不出再说什么。有一年，见她居然坐在十字路口北图书馆墙角边，给怀中的一个婴儿喂奶。过几天再见到她，那个婴儿也无影无踪了。

这几个人都是披头散发，有的见人就笑，有的自言自语，有的一声不吭、世界好像就他一个人。他们整天出现在县城热闹的地方，但从来不若事，甚至很少吓唬围观的小孩儿。

还有一个叫徐连贵的，黑乎乎长脸，一笑就露出两颗长门牙。他胸口前的衣兜上总是别着一只钢笔，能写一手挺漂亮的字。他与老母亲生活在一起，是镇里的“五保户”。他还是个光棍大孝子。听说他每遇到电闪雷鸣的时候，就会给老母亲磕头。徐连贵有一个特长，就是会喊劳动号子。有时候会看到他带着几个监狱里的犯人，在工地上干活。犯人抬着夯，按照他喊着号子夯地基。他喊号子时，会将路过的行人、围观群众，眼前现场所见所闻都编入到号子里，常常引来众人的一片笑声。毛主席逝世的时候，他到新华书店买来主席像，逢人就展示，口中还哼着哀乐。还说“没有毛主席他老人家，自己这样的人早就死掉了”这样的话。

满城搭建的“地震棚”

1976年7月28日凌晨，我在熟睡中被拉起来，朦朦胧胧听妈妈连声说快往外跑、快出去。这一天唐山发生了大地震，我听见房屋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。跑出去时，天已经萌萌发亮，眼前都是是衣冠不整的邻居。我跑出去时，居然还抱着毛巾被，由此受到妈妈和邻居大姨的夸赞。

地震发生后的几个月里，几乎家家户户都搭起了地震棚。邻居大姨家的地震棚里，还搭有火炕，让我羡慕的不得了。为了预报地震，邻居们也想了许多办法，有在桌子上立啤酒瓶，还有地上挖坑埋缸听地下动静的。但往后地震就一直没发生，慢慢人们也就不再防震了。

“小市”菜市场

县城中心大街路南有个菜市场，人们又叫“小市”。计划经济的时候，这里供应着县城居民的各种蔬菜。菜市场由北向南延伸，一条路两边是统一搭建的敞开式铺面，案台上摆放着蔬菜。市场管理员是个满脸络腮胡子的中年人，每天定时拿着电喇叭站在凳子上，公布各种蔬菜的价格。我耳边现在还能回响起“西葫芦一分钱一斤，小白菜二分钱一斤”、“不许投机倒把”、“不许缺斤少两”的声音。后来也见过这个市场管理员，被涂着“06-63XXX”号码的解放牌卡车拉着、低着头被游街示众的场面。

1978年以后，人民广场周边树荫下也出现了卖菜的毛驴车。这是近郊的农民将自家种的蔬菜，拿到城里出售。价格也差不到哪里，有时候一小堆蔬菜才要一元钱。

那个时候，有些县城居民也会在自家院子里，开辟出一块小菜地，种上红、黄色的柿子、生菜、豆角等等。县城里的土质也很好，稍微打理一下，种出来的菜就很好看，也好吃。那种很大的黄柿子，皮薄肉厚。掰开柿肉还带着沙，吃上一口酸酸甜甜的，好吃极了。我在少年时代，就知道了不仅有香菜，还有臭菜，这些外表各异的蔬菜，吃起来各有各的味道。这醇厚的口感，也逐渐成了味蕾的记忆。连瓜果蔬菜也随着时光，改变了味道。

打瓜和绿豆糕

开鲁的香瓜、打瓜很好吃。打瓜是一种外观如西瓜一样的瓜，但表皮上的花纹有区别，打瓜瓤是白色或黄色的。这种瓜的瓜子很大，是制作糕点的原材料。有些人家会去糕点厂领来几袋子瓜子，回家让老人、小孩子用根小铁棍，将打瓜子敲开，然后将瓜子仁送回糕点厂，以换取几十元的加工费。

打瓜籽（网络图片）

还有开鲁产的绿豆糕，小时候常常用拔凉的井水来冲泡它。那一碗清凉、甘甜的绿豆糕水喝下肚，真是清肠润腹、既驱热又解毒，好不舒坦。

记忆中的县城，还生产过一种“黄金叶”牌香烟，但很快就消失了。食品厂也生产过糖果，后来副食店里也不见了。估计现在很少有人，还记得这两种商品。我也是从小时候保存下来的香烟包装纸中，看到墨绿色的画面上，印着一个黄色的烟叶，下方有一行“开鲁卷烟厂出品”字样，才知道开鲁曾经有个卷烟厂，而且还生产过香烟。

城外的沙土地上，常常见到一种俗称“大眼贼”的小动物飞快的奔跑。这些小精灵们，守护着一望无际的沙舟。在沙土上面，生长着麻黄草，这是一种中药材原料，经药厂提取后的干草，人们就用来烧火做饭了。秋天的时候，我偶尔会与小伙伴们一起，跑到城外挖“甜草”。甘草的根茎有手指粗细，在沙地里生长很长，咀嚼起来，有股甜丝丝的味道。目前国家对这些植物，已经立法保护起来了，医院临床使用也有着严格的规定。而在我小时候，城外沙土里，遍地都生长着这种植物。

县城十字路口往北西侧，有一排外表是青砖红瓦的房子，是伪满时期的建筑物。房子东面沿街的墙裙，采用水磨石构成的墙体线条，中间是用白色瓷砖铺成的菱形图案，显得很别致。开鲁地毯厂就设在这里，我小时候，经常爬在地毯厂车间的窗户上，观看工人们手工编织硕大地毯的场面。现在这些建筑物与前面描述的县委大院、电影院、人民广场舞台等所有的记忆中景象，都已成为城市改造中的“老照片”。

......

岁月真是一把无形的刀。它能够在人们无意之间，就悄悄地、毫不留情的将时光切成年份，进而在晃晃悠悠之间，就形成了年轮。是啊，光阴荏苒，日月如梭，转眼之间半个世纪过去了，记忆中的许多前辈也已驾鹤西去，城里的一景一物也荡然无存。我也逐渐变成了老翁，在闲暇之余，独自想起那年、那月的往事，暗自品味着匆匆流过的蹉跎岁月，然后揣着油然而生的、一种无奈而又难舍的感觉，抹去几滴泪水后，便上床睡觉。